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或者专题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多个具有标志性的集体性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显示了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从学术角度来看，通史叙事能力的提高、专门史研究的深化、方法论的拓展以及服务当代的理论自信提升，所有这些进展，都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综览

从出版物来看，近十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高潮，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可圈可点的成果。

通史研究再上新高度。庄福龄等总主编的十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把我国发展史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形成了目前为止体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著作。顾海良总主编2020年出版的九卷本《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则以新的断代视角，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学术界更加注重经典文献的传播史研究。杨金海等主编的百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通过收集、整理、考证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经典文本，用扎实的文献史料充分展示了自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材建设成绩卓著。为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培养，正如多数专家指出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讲清楚，把这一过程中的思想纷争、地方特色和当代影响分析透，从而为理解和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强大的思想史基础，乃是重中之重。因此，无论是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业人才培育，相关教材出版都呈现出繁荣之势。在这些教材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021年第二版）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专题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外，重要的有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该教材概述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创立至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10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韩喜平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007年版，2011年重印）、胡如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陈文殿和孙迪亮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等，这些教材既丰富了发展研究的专题视野，亦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和教学对发展史教材建设的兴趣。

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也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从这些成果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艺术理论引起关注较大，如，陈学明主编的四卷本《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张秀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陆扬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宋建林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发展史》等。在其他专题上亦产生了一些论著，如张中云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胡莹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通过这些论著可以看出，随着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专题研究的深入，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在一些专门领域和具体问题上不断深入，这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繁荣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支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和思想研究得到深化。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8年）、恩格斯诞辰200周年（2020年）、列宁诞辰150周年（2020年）这些重大时间节点，国内学界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研究方面，基于MEGA2的解读以及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新视角对《资本论》的解读构成长期热点。在恩格斯研究上，以辛向阳为代表，对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总体贡献进行评价。大量研究分别聚焦于青年恩格斯、以自然辩证法草稿和《反杜林论》为代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与体系化等三个不同阶段的贡献。在列宁的研究上，国内学界主要关注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例如，在哲学方面，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对唯物辩证法的创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列宁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策略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思想等。总的说来，经典作家的多方面理论以及重要文本的意义得到重新深入阐释，这为更加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叙述提供了可靠依据。

思想史叙述方法受到高度关注，发展史研究学术质量不断提升

叙述的方法和视角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实践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提出更高的理论要求，也带来方法和视角的深化。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同频关系得到强化。例如，顾海良指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纯粹作为一种学术的发展历史来研究，它必须和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强调，从“两个相结合”及其内在联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学理要求。

以文本学研究为前提的思想史叙述渐成学术主潮。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和基于MEGA2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解读深入，产生了大量的成果。21世纪以后，相关研究在一些重要方面又有了进一步深化。例如，张一兵在其《回到马克思》第四版后又出版了这一著作的第二卷，不仅完成了其关于马克思第二大历史发现和相关资本主义批判的解读，而且在方法论上直接将其早期的文本学拓展为“社会场境—思想构境论”。同时，他领导的研究团队鲜明地打出了学派的立场，提出了宏大的研究计划，试图基于第一手原始文献，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整个历程，努力打造“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内容最精细、文献依据最充分”的学术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奋力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夯实基础。2018年，这个团队结集出版了六卷本相关研究的前期成果。

在涉及发展史研究学术和理论质量的某些具体视野与方法方面产生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性整体研究上，程恩富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客观上可多角度地研究，但从世界完整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系统研究应涵盖领袖与学者、主流与支流、全球与本国、总体与分科、传承与创新、守正与修正、赞成与反对等所有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相关的重要理论。再如，张亮提出，我们应当自觉承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义务问题。在他看来，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困境之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在等待一次新的转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可能要承担更多历史使命。之所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孜孜以求，说到底，是为了发现并解决中国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我们的目的和初心所在。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开始成为当代史核心课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等角度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加。

张梧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因为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提炼出的历史经验为破解经典作家提出而未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中国解答，它们包括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马克思之问”，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之问”，获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列宁葛兰西之问”，中国如何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毛泽东之问”，“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邓小平之问”。

从科学社会主义史的角度来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前沿》杂志社策划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与世界意义”专题具有代表性。该专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如何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现代化历史角度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晰，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最具意义的课题。秦刚等认为，我们党对中国问题的解答，从来都不是封闭孤立进行的，而是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大局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思考，与世界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提出许多新观点新判断，既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对人类社会共性问题的回应。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既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近年来，从文明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角度来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在中国化视角中，顾海良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接续推进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结合而成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循一条根本经验和一条基本规律，根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不间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引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创新发展”，基本规律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间断地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对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张有奎等学者认为这种互动模式分为“良性互动模式和恶性互动模式”，其中良性互动模式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恶性互动模式表现为“重理论轻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和“重实践轻理论的唯实践主义倾向”。深入探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从总体上看，围绕当前社会主义进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等重要论题的讨论开始成为发展史研究的重点，推进着发展史研究的创新。

简要的展望

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中，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任务：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敞开其理论图景的时候，怎样来叙述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应该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高度的自觉。客观上，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同样，适应于新时代要求做出高水平的研究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这不仅涉及以MEGA2为依托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研究等基础性学术问题，而且关乎思想史与经验史的平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建构问题。同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还是专门视野都有待加强，不仅从方法论角度确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真正的发展史研究打开新的理论视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供坚实的学科和成果支撑。我们相信，通过全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仁的通力合作，这些难题和重点都会得到解决，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叙述的科学性和话语建构能力将不断地提升。

（作者分别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